Ultima Thule

    终于看到了《群氓的时代》末尾的曙光。诚然莫斯科维奇的确构建了一个出色的群体心理学构架，然而作为一个作者，他的硬伤是实在不会讨好读者。换句话说，他没有通过文字技巧使文章引人入胜的能力。缺乏巧妙的修辞和生动的笔调，导致了读者在阅读中获得的奖励唯有干巴巴的思想成果——这倒不是轻视思想的魅力，只是好马配好鞍，思想要被传播，也需有一颗促进胃蠕动的吗叮啉。对比一下传说中的《货币战争》，后者已然被吹捧之至。

    或许人的一大悲剧，就是思想要经过语言的编译。

    思想需要屈尊，让语言工具决定自己的存亡，好比让死去的决定活着的。于是这个世界对于思想者注定是不公平的，不因为它优待文思敏捷的，冷落孤僻离群的；不因为它捧红巧言令色的，忽视木讷寡言的；也不因为它会写论文的吃肉，不会写论文的喝风。本质上，这个悲剧造成的窘境是，没有语言的思想是死的，思想是寄生在语言上的藤蔓。虽然我们可以用思想之于个人的意义聊以自慰，但一想到思想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逝，会随着地理的隔离而扭曲，会随着时间的跨度而黯淡，这种无力的悲剧感依然挥之不去。纵使在思想的星空中，有亿万只深邃的眼睛凝望着这个世界，却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能发出声音，其中也只有不足万分之一的幸运儿能突出嘈杂的背景噪音，向人类社会发出雷鸣的咆哮。语言是人类文明的电阻，低效，却又弃之不能。

    又想起来课上讲囚徒困境时某人提出的“两囚犯可以‘神交’”一说，此刻觉得是最终幻想式的美好。而巴别塔的悲剧——语言工具的非标准化——只是大背景下的雪上加霜。

    毕竟每一个悲剧背景下都能找到安慰——纳粹屠杀下的辛德勒名单，在卑鄙的狗镇中觉醒的Grace，以及Leon留下的那盆蔫不啦叽的花。人超越生命界限的延续不仅寄托在思想上，也寄托在情感上，即便不如那么长久和壮丽，至少也为逝去的人以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提供了依据。

    可是任何小小的安慰往往也能对比出更宏大的悲剧。辛德勒名单救不了所有犹太人，觉醒的Grace也没有能力改变人性，而无比壮烈的Leon也终究要被历史遗忘。人生苦短则是隐藏在“思想被语言绑架”背后的又一层悲剧。

    安慰是什么？我们选择不了生命的长度，却可以选择生命的宽度。令人振奋的一句话，极富煽动力的一句话。

    然而下一层悲剧呢？我们操劳终日，只为赋予自己生命以意义，却对何谓生命的意义毫无概念。以他人为模板，实现的不过是别人口中的意义，活在别人的标准下；可活在自己的世界，却也无法知晓意义何谓。后来的决定过去的意义。来自Dsuym的比喻，“大学学了经济，决定了你高中学习物理的意义”。于是寻找意义，其实成为了在人生荒漠上盲目地奔跑；逝去的人生有无意义，只是回首时的一念之差。

    这一层的安慰呢？至少我们还有一个目标，即使只是堂吉诃德的风车，给了我们一个展示完美冲锋背影的机会。

    可必定还有下一个悲剧。